和平市場（福州街/ Parián小澗內 遺址) 歷史走廊特展
遠古-明鄭
和平島及其附近山嶺地區，自宋元以降就是從福建向北到琉球、日本，向南到呂宋，以及由呂宋到日本的航線地標，為東洋航線的中繼站。中國從隋代起即稱臺灣為「流求」，宋元亦沿稱為「流求」或「琉球」、「瑠球」。明代初期開始將「琉球」這個稱號專給今琉球群島的王國，明初的文獻和海圖則改稱北臺灣為「小琉球」，明中葉以降又再改稱分別為「雞籠」、「淡水」。其中「雞籠」又稱為「雞籠山」或「小琉球頭」，並逐漸以國際轉口貿易中心的海港面貌聞世，在東亞海洋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雞籠山」或「小琉球頭」即指和平島及鄰近山嶺地區；而且一直到19世紀初以前，明清文獻中的「雞籠港」實指和平島的南岸而言。
距今4500-3500年前以降，和平島上就有新石器文化人類聚落，他們概從中國大陸的福建、廣東沿海一帶遷來的百越後裔。而現存最早定居島上的原住民是「凱達格蘭族」巴賽人（Basai），其祖先於二千年前由菲律賓移入臺灣東部，逐漸移居東北岸再到和平島。漢人跨海來往於和平島的歷史可溯自宋代，呼應宋以降東亞海洋活動趨於旺盛的趨勢，並可能在元代形成季節性移居，迨至明末出現逐漸轉向定居性聚落的趨勢。故在西元1626年西班牙人佔領和平島之前，已有漢商漁工在島上居住營生。其後，島上漢人聚落歷經了西、荷和明鄭統治的考驗，奠定清代漢人踵續移居生存繁衍的基礎。
總之，從遠古時代到西班牙人佔領以前，和平島不但積累了新石器時代、巴賽人以及漢人移民的歷史文化資產，其作為歷史上國際轉口貿易中心的角色，更蘊含了東亞海洋人文綱絡的深遠背景。（黃麗生，2019，1-5。）
由西方人掀起的大航海時代的確對十七世紀的台灣產生重大影響。十六世紀時，西方船隻已經頻繁通過臺灣海域，臺灣也早被記載在其海圖之上，但無論葡萄牙或荷蘭人都沒有登島的打算，遑論佔領；因為他們的目的地是日本，臺灣既非市場，也無甚產品，不值得停留。
最早對臺灣有企圖心的可能是西班牙，的羅留的海圖把雞籠港灣超比例放大標示，並且詳加敘述，表示西班牙人已經在注意可停泊船隻的水域，在大航海時代這是一個信號，如果沒有興趣就不會注意船要停那兒的問題。雖然荷蘭人比西班牙人早兩年佔領臺灣，但雞籠與淡水出現在西方人的地圖上時，大員這個地名西方還不太認識。雞籠在大航海時代是西班牙全球貿易與白銀航路的中繼點，並與大員成為荷蘭在歐亞貿易網絡的一環相庭抗禮。（姚開陽）
1642年西班牙人為荷蘭人所敗而離臺。為此後雞籠、淡水因遠離荷蘭人在南臺灣的統治中心「大員」而邊陲化。1661年國姓爺鄭成功大敗「大員」的荷蘭人；駐守雞籠和淡水的荷軍聞風而逃，但不久又於1664年重返；直到1668年鄭軍北上才又離去。其後，鄭經雖未著意經營雞籠港，但仍駐有軍隊並以與日本交易的場所。1683年國姓爺之孫鄭克塽降清後，清朝實施兩岸對口貿易政策，限制臺灣海港對外貿易，雞籠港國際轉口貿易的功能從此褪色。
1.新石器時代的出土文物
據考古發現，距今4500-3500年前，和平島上就有新石器時代中期繩紋陶文化的人類聚落，與淡水河口的「訊塘埔文化」類同；其後則有距今3500-23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圓山文化」、距今2300-1800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的「植物園文化」，以及距今1800-400年前鐵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其中，「訊塘埔文化」屬「大坌坑文化」的晚期，而「大坌坑文化」被認為應是從廣東、福建等華南沿海地區移民而來；「圓山文化」則可能是從廣東沿海的海豐到香港一帶移入；「植物園文化」則是從福建南部印紋軟陶文化的後裔。這些史前文化的主人，就是現代臺灣原住民的祖先。
此外，和平島上新石器時代晚期「圓山文化」的玉料係從花蓮豐田而來，反映當時的和平島已與花蓮沿岸地區有商貿來往；而且是玉器的製作中心之一。可見和平島自史前時代就已是北、東臺灣之間以及東亞海貿圈的一環，由於基隆和淡水處於大陸百越文化和黑潮文化交界的地理位置，故其史前文化亦兼有兩者文化的影響。這種歷史地理的背景，也造就歷史上「雞籠」的原住民向來擅於海洋貿易的特質。
2.巴賽人的祖源與遷臺
現存最早定居和平島的原住民是「凱達格蘭族」巴賽人（Basai），明代文獻稱之為「雞籠人」，擅於漁獵與海洋貿易。他們的祖先可能源自於菲律賓群島方向的Sanasai島，二千年前經由臺灣東部海域至貢寮登陸，再逐漸移居和平島等地。到17世紀時，巴賽人包含今日北海岸的金包里、大雞籠社、三貂社以及蘭陽平原的哆囉美遠社、花蓮立霧溪口的哆囉滿社等。 巴賽人有六項文化特徵：(1)擁有共通的語言，(2)村莊都是孤立的海岸聚落，(3)村落間存在著親屬關係，(4)所建立的貿易網絡不僅藉海陸連結巴賽村落，也使巴賽得與其他的民族有所往來，(5)這不僅是貿易網路，也是交流溝通的網路，(6)沒有馘首習俗。當時巴賽語在台灣北部與東部是流通的語言，此可能是因應交易往來需要溝通而為大家所共同使用，但各部落仍然有自己的語言；而且語言是可以互相影響的，尤其像巴賽族這種具有航海貿易性格的族群。
3.北宋漢商來臺貿易眺望北方三島
1990年代前後，淡水河口「十三行文化遺址」出土了漢朝的五銖錢、唐朝的開元通寶、宋朝的太平通寶、淳化通寶、至道元寶和咸平通寶等銅錢以及華南製造的瓷片，考古學者臧振華據此推測：唐宋時期的漢人可能曾航行至此與臺灣住民交易。由此可見，宋代漢人即已跨海來臺登岸交易，已有文獻和考古資料的互證。和平島上出土的宋代青瓷，則說明當時和平島上已有宋代漢人貿易的遺跡。北宋《閩中異事》就描述有漢人從泉州經由澎湖再往東航行到「流求國」（臺灣），並在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的日子，爬上高山極目眺望，竟看到三數點有如倒置鐵鍋般的島嶼，並聽當地耆老說：只知道那裡的北面海域還有外夷諸國。全臺能登高北望三數點島嶼的地方就只有基隆附近的山嶺，所以他們眺望的很可能就是北方三島。
4.元代海商汪大淵來臺貿易並登山望海潮觀日出
元代稱臺灣為「琉球」或「瑠球」，對臺灣的認知已遠過於宋代，漢人跨海來臺貿易的活動也比過去更鮮明。像汪大淵這樣的航海商貿旅行家，即曾隨商船經由澎湖親臨臺灣，甚至可能到過北海岸和平島一帶。此可由其所撰《島夷誌略》有關記述得知一二。汪氏描述所見「琉球」市場中的土產包含沙金（金瓜石即是產區）、硫磺（應出自大屯山）；而外來貨品中，「土珠」是指中國燒製的玻璃珠，「處州磁器」就是龍泉窯，其為南宋名窯，至元代仍流傳甚廣。而和平島出土的元代文物正是龍泉窯青瓷和玻璃珠這二種，可與汪大淵所見的外來貨品可相印證。汪大淵自述曾登上附近臨海的山頭望海潮、觀日出。恰好現在「社寮日出」也正是和平島遠近馳名的景觀。
5.宋元明時期漢商來此貿易的出土文物
和平島出土的宋元時期浙江龍泉窯青瓷和元代的玻璃珠，印證了宋元時代漢商到此貿易的足跡，並反映當時漢人交易的範圍並不止西岸中部的北港、西北岸的淡水，還擴及於北岸的和平島。 明代的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是盛產於萬曆（1573-1620）至1640年間輸往歐洲的瓷器。和平島出土的克拉克瓷盤，其花樣尺寸，與在馬來西亞發現約1625年「萬曆號」沉船所見到的同款。反映當時和平島亦為國際海貿環節之一斑。
6.巴賽人在雞籠島上的住屋與聚落
巴賽人的居室今已無存，唯據《基隆市志》載：「距今約一千年前，在舊基隆郡貢寮庄新社，住有府那賽島族人（平埔蕃人）約二百戶，業農漁，常因捕魚海上遇暴風雨避難來基，其俗尚以屍體埋葬寮下，致原有新社寮舍，盡成墓塚，無由發展，乃於六百餘年前率眾遷基，擇居於和平島八斗子及金包里一帶。」按：「府那賽」應即Sanasai之訛音，所指「府那賽島族人（平埔蕃人）」應即巴賽人。據前文描述，巴賽人有將死去親人埋於屋舍之下的習俗，故可推測其屋舍應是建於陸地上的干欄式高架屋。又據西班牙文獻所載，1626年西班牙佔領雞籠島時見到巴賽人的房子是木造的。圖為巴賽人在八尺門入口的住屋聚落想像圖。
7.明代漢商來到八尺門，巴賽人划艋舺到其船邊交易
嘉靖末年巴賽人曾因倭寇入侵而避禍於山中，後因漢人漁商從魍港北上來到雞籠重建了海貿市場，才重返島上濱海居息，回歸常態。明代漢人稱雞籠的巴賽人為「雞籠人」。張燮《東西洋考》描述「雞籠人」與漢人交易的情況，並透過和「淡水人」（淡水的巴賽人）的比較，突顯了雞籠巴賽人特性。他說：「雞籠人」遇有外船來港交易，不論老幼都習於向外人索取小禮物。「淡水人」雖然貧窮，但交易態度比較正直，售價也比較平實。雞籠的巴賽人則相對富裕，卻比較吝嗇小氣，每次攜帶貨物來交易，翌日必來抱怨說其原來的售價有錯，而強索一些物品以為補償；後日又再來，要求還回他已售出之物，並藉故謊稱該物已被污損有瑕疵，而不肯接受，非得一再施予小惠滿足其所求不可，否則就吵嚷喧譁不肯離開。但如果有華商登島上山，島上諸多見過面的舊識，常爭相邀請到他家作客，以酒食招待。整個島民都很好客，雖然有些生疏魯莽，亦不失人情韻味。 左圖呈現漢人的戎克船從福建駛來八尺門停泊，巴賽人划艋舺來船邊進行交易，這些商品大部份又將轉賣到蘭陽平原與花蓮，巴賽人就是扮演中介的角色。明朝政府在西班牙人尚未來到以前，就針對雞籠與淡水的漢人商船，用等同於閩、粵、浙諸省的國內稅率抽取船引稅。凡此皆說明當時漢人與雞籠巴賽人的交易網絡已經十分成熟。
8.巴賽人駕駛艋舺在雞籠外海搶劫西方人的船隻
史載巴賽人善於操舟航行，擅長於海洋貿易，有語言天分並懂得計算，是很好的商人，並在西方人來到之前就已經在北台灣與各原住民部落及漢人交易。巴賽人的語言分布很廣，包括淡水、台北盆地甚至蘭陽平原各部族雖然都有自己的語言，卻都能操巴賽語溝通，反映出巴賽人貿易足跡及其影響力。
巴賽人的船稱為”Banka”（艋舺，或蟒甲）《台海使槎錄》記載漳洲把總朱文炳搭乘臺灣原住民的小舟從蛤仔難經大雞籠(即和平島)至野柳三天的海上行程，並描述北臺灣原住民的蟒甲船是挖空樹幹所造的獨木舟：「蟒甲，獨木挖空，兩邊翼以木板，用藤縛之；無油灰可艌，水易流入，番以杓不時挹之。行一日至山朝(即三貂)，次日至大雞籠，又一日至金包裏。」凌純聲教授認為所述「兩邊翼以木板，以藤縛之」就是雙邊架艇。也就是在舟的兩旁延伸架上有浮筒以增加平衡，有雙邊的也有單邊的，更大型的就成為雙體船的型式。邊架艇到了狹窄的內河就取下邊架只留獨木舟本體。當時雞籠巴賽人的艋舺是否為兩旁帶有浮筒的雙邊架艇，現雖無具體文物證明，但根據前述文獻，可合理推測其應該與南島民族的雙邊架艇船相類似。
左圖描述巴賽人駕駛著裝置雙邊架和蟹形帆的「艋舺」的情景，他們正打算搶劫在雞籠附近海域航行的西方人船隻。
9. 萬曆44（1616）倭寇進攻雞籠遭到巴賽人抵抗而全軍覆沒
萬曆37年（1609）年日本人在由薩摩藩發兵三千併吞琉球，想藉琉球名義與明朝進行朝貢貿易。萬曆44（1616）年5月左右，倭寇進犯寧波、溫州、大陳、南麂等地的島嶼，明朝因此加強海防以溫州、台州、寧波為防倭要衝，正式將雞籠與淡水納入閩浙的海防範圍。
先是長崎代官村山等安在1615年得到新崛起的將軍德川家康頒發「高砂國渡船朱印狀」，乃派遣次男村山秋安組織艦隊征台，但事為琉球國王尚寧知道後，便在6月遣通事蔡廛通知明朝，福建巡撫黃承玄於是派沈有容為福建水師提督備戰。1616年5月4日村山等安的艦隊包括13艘船隻、3,000多人於從長崎出發，卻在琉球遇到風暴，其中明石道友率領的三艘船抵達台灣北部，其中一艘登陸雞籠被原住民包圍，日兵一、兩百人全部陣亡，船長也被迫自殺。平戶英國商館長Richard Cocks記述這件事曰：「那艘抵達台灣的船來到一小灣，船員們想要再往內陸探查，卻在還未查明住民之前，即被襲擊。日本人看到不能脫逃，又不願意落敵人手中而切腹自殺。」
10.巴賽人頭目口叼煙斗蹲在岸邊吸著來自美洲的菸草
哥倫布第一次航行時發現了菸草並帶回西班牙，葡萄牙水手與傳教士將它帶到東方，其中菲律賓很適合種植菸草，不久就普及到中國與日本。在西班牙時代，來自美洲新大陸的菸草自1634年起就做為士兵的供應品來到台灣，並成為在台灣西方人拜會原住民攜帶的禮物，它極受歡迎並讓原住民迅速上癮。原住民會用上刻有圖騰花紋石製的煙斗吸菸，這樣的形象一直存在到晚近。
11. 1626年西班牙征台艦隊通過萬人堆後登陸並宣布佔領
1626年馬尼拉總督舍望誹(Fernando de Silvea)派出卡冷貓（Antonio Carreño de Valdes）率領率槳帆船（Galley，或稱大划船）2艘，戎克船(Junk，即中式帆船)12艘，搭載兵士300名（包括100名西班牙人200名黑人及邦板牙 (Pampanga)來的121人於2月8日從馬尼拉的甲米地 (Cavite)出發，在北呂宋過冬，5月4日自北呂宋北塞戈維亞省的班吉(或譯為「萬圭」)（Bangue）啟程，7日抵達台灣南端，經過「聖老楞佐」（San Lorenzo，原住民稱Catinunum，即今日的蘇澳）與「聖加大利納灣」（Santa Catalina即蘭陽灣），於10日到達灣北端的「聖加大利納岬（Punta de Santa Catalina，即今三貂角），但此處不易停泊。
同年5月10日，西班牙征台艦隊中的一艘槳帆船（Galley）通過萬人堆海蝕平台前的海域，不久後他們發現比三貂角更適合停泊的港灣然後宣布佔領。這艘槳帆船是根據1626年西班牙人畫的雞籠地圖上的圖案，並考證單邊划槳數而繪製。目前沒有文獻說明西班牙征台艦隊到底是由八尺門還是正口進入，如果是由正口進入才會看到萬人堆，若從八尺門進入就不會看到。
12.西班牙人在雞籠興建聖薩爾瓦多城
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初建於1626年，至1636年擴建完成。設計者是尼可拉斯·波領(Nicolás Bolen)。 「聖薩爾瓦多城」與大員的「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類似為下寬上窄稜角型，是專為火炮時代而出現的海防堡壘，稱為「文藝復興式城堡」。
聖薩爾瓦多城周長共約400公尺左右，城正面寬約101米，高約6.6米。城門有分陸城門與水城門。面海的城牆前還有船的錨泊地，是當時東亞最大的一座，比菲律賓、澳門或荷蘭人在大員的熱蘭遮城都要大。
聖薩爾瓦多城的四個角落各有一座稜堡，分別是左前的聖安當大稜堡(San Antonio Grande)、右前的聖安當小稜堡(San Antonio Chico)、左後的聖若翰稜堡(San Juan)、右後的聖巴斯地盎稜堡(San Sebastián)。聖薩爾瓦多城是陸續完工並經過多次拆毀，所以4個稜堡同時存在的時間很短，此外護城河也是荷蘭人來進攻前才挖掘注水，所以其大部分時間都不像本圖所呈現的模樣。
13.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正在聖薩爾瓦多城前方卸載
馬尼拉來的補給船一年兩次，通常在五月與八月各一次，每次兩艘。但受限於季節風向影響有時會延誤。譬如1626年西班牙佔領雞籠之後的第一艘補給船就曾三度延誤(遇風漂流到澳門與中國海岸)，直到次年的4月29日才抵達雞籠，造成佔領軍一年都沒有補給物資的窘境。當時軍人職員的薪資也是船來才能發放，若拖延就無錢向原住民或生理人採購所需物品。
14.諸聖堂後方的修道院正在舉行傳教士的葬禮
根據1654年Simon Keerdekoe地圖上的圖案，靠近山腳前有一幢尖屋頂的簡單石造建築，屋頂有三根十字架縱向排列，其中一根較高，下方基座似為鐘塔，周遭以圍籬圈出一塊方地，建築就在正中央。 這是Simon Keerdekoe地圖在島上唯一可辨識的教堂建築，可能為修道院，以方位推斷即今台船停車場考古開挖現場的位置。本圖表現修道院正在舉行傳教士的葬禮，400年後的今天其遺骨在台船停車場被考古隊挖掘出來。
15.西班牙人防守八尺門水道的圓型堡壘(桶方堡)
八尺門地形險要，西班牙人在和平島南端今社頭福德宮的位置設有一座小型堡壘「聖路易堡」（San Luis），裝備1座劣等小加農砲(7磅砲)、2座青銅鷹砲(4磅砲)防守，凡是通過水道的船隻或要登島的渡船都要經過允許。事實上1642年荷蘭人來攻打聖薩爾瓦多城就是從這附近登陸的。「聖路易堡」（San Luis） 雖名為「堡」，但規模不大只是個哨所等級。本堡被西班牙士兵暱稱為「El Cubo」，中譯為「桶方堡」， 但實際上它是一座「圓堡」。
16.建於明代的北臺灣首座媽祖廟位於聖薩爾瓦多城後方
和平島最早的媽祖廟，被當地居民稱為「城背尾」媽祖廟，為北臺灣首座媽祖廟，傳說係建於明代，位在漢人聚落的海邊。「城背尾」即聖薩爾瓦多城後方，初始為茅草屋的形式。
其流傳的建廟源始謂：明朝時，有漢人船隻因風浪停泊在社寮島，後因船上供奉的湄州媽祖顯靈示意要留在島上，居民乃置茅屋供奉；此外，該廟原存有「海波不揚」的匾額，傳說係明萬曆年間李欽差奉諭送來的御賜寶物。此匾雖已不存，但有關它的歷史記憶，正與明朝將雞籠納入海防範圍，以及張燮《東西洋考》：「閩中偵探之使，亦歲一再往。」的敘事相呼應。
綜上所述或可推論：至遲在明萬曆晚期，漢人已在雞籠（和平島）建立了媽祖廟，她既是定居聚落的象徵，也可能是明朝官方與當地漢人連結的管帶。現今「大雞籠港口天后宮」則是乾隆12年遷建之後的名稱，並具有官廟性質。早期的媽祖廟應該是在碼頭附近的海岸興建，但現今和平島的天后宮幾經遷建周圍完全被民房包圍，已看不到海岸了。
17.明代福州人來此從事建築修造船業而有「福州街」地名
西班牙人佔領以前，漢人已在雞籠（和平島）形成聚落，曾協助西班牙人建造薩爾瓦多城。他們之中有許多就是從事建築與修造船行業的福州人。根據文獻記載：1632年時，約有120名福州工人，他們集居的地方被稱為「福州厝」。
當時和平島的漢人聚落，約在薩爾瓦多堡後面的島上南側一帶，並已形成建築良好的市街，有各式商店和商人，西班牙人稱之為「聖薩爾瓦多街」，後來荷蘭人或沿用或稱為「雞籠街」，街道不寬，長約一荷里，有各式各樣的商品與商人，是基隆最早的海商交易港埠。此處也是福州人集居的地方，故漢人亦稱之為「福州街」。
左圖呈現了海灘待修的戎克船以及遠方的聖薩爾瓦多城，以呈現當時福州人所專精的兩項工作。
18.龍目井原為自然湧泉西班牙人將它修築成深井
龍目井原來為一自然湧泉，島上的巴賽人和漢人應該很早就取為飲用水。1626年西班牙人初佔領雞籠，在全島所鑿之井多是鹹水，只有此泉水質甘冽，為了取水方便於是用炸藥炸開修成深井以利取水。漢人從風水地理的角度稱其為「龍目井」，明清文獻更稱其堪稱為全臺最甘甜清冽的井水。
今日看到的半圓形水泥掩體則是日治時代1935年為了防空而修築，有人認為它是「西班牙式拱頂」實為誇張，其實就是防空洞，包括鐵蓋與抽水馬達電線管路也都是現代加裝。原來的井應該是有井身並加遮頂的。
19.明代雞籠的「福州街」/Parián(小澗內)是國際貿易市場
西班牙時代漢人聚集的「聖薩爾瓦多街」(聖救主街)，漢人稱為「福州街」是當時雞籠島最早的商業聚落街道。西班牙人通稱華人聚落為Parián(澗內)，因為在雞籠的比較小，所以稱作「小澗內」。這裡本來就有來自中國的商品，隨著西班牙人將雞籠納入大帆船貿易圈，更擴大了其國際貿易的範圍。西班牙的大帆船從馬尼拉開到這裡，也從這裡出發到日本去裝貨，噶瑪蘭人也拿著貨品到這裡交易；荷蘭人形容雞籠的街道建築良好，有各式各樣的商店和商人明崇禎7年(1637)雞籠的西班牙約有300人，曾出現22艘西班牙船同時進入雞籠港的記錄。直到明鄭時期「福州街」都還是和日本人交易的市場。
左圖顯示明代雞籠的「福州街」/Parián(小澗內)的情景。西班牙人曾描述：兩旁的屋簷遮蔽天空，狹窄的巷弄中販賣奇怪的東西，讓空氣中充滿各種氣味。圖中左邊的商家懸掛的幾條魚是今日俗稱的「土魠魚」，一如今天和平市場的氛圍。
20. Parián的「生理人」向西班牙人展售來自福州的生絲
「生理人」本是閩南語對作生意的商人的稱呼，後來西班牙人也將華商通稱為Sangley (即「生理人」)。本圖表現「生理人」在雞籠的「福州街」/Parián(小澗內)向西班牙人展示自福州運來的生絲。當時由於馬尼拉來的補給船沒有照預定的時間到，所以西班牙人光看，卻掏不出銀幣來購買，這讓「生理人」很失望，因為他無法無止盡的等下去，最後只好廉價拋售。
21. 1629年荷蘭船「Domburch」號在雞籠港外窺視
西班牙人佔領雞籠，引起遠在安平的荷蘭人的警戒與競逐意識。本圖根據荷蘭人的文獻與地圖模擬描繪出1629年8月18日荷蘭軍艦「盾不黑號」(Domburch)在雞籠港外窺視港內的情況，當時的聖薩爾瓦多城只有「聖安當大稜堡」(San Antonio Grande)完工，荷蘭人還觀察到山頂有一個據點，那就是「看守堡」。由於港灣被山擋住，「盾不黑號」(Domburch)無法看到裡面船隻停泊的狀況，於是派遣戎克船「好運號」(Goede Fortuyn)混入港內觀察到在「聖安當大稜堡」前方停泊了兩艘槳帆船，港灣的對面還有兩艘船。
22.鄭芝龍的武裝船在雞籠外海打擊未付保護費的西洋商船
明末鄭芝龍與朝廷和解後，一面以明朝大員的身份，掃除其他海盜勢力；一面與荷蘭人簽訂通商條約，興販東、西洋，壟斷了海上貿易，東南海域成為鄭芝龍的私人勢力範圍，儼為海上霸主。史書記其威勢曰：「群盜皆故盟或門下，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船歲入三千金，歲以萬計，以此富敵國。…」故鄭芝龍的武裝船隻公然在雞籠的外海搶劫沒有付錢向他買保護令旗的過往西方商船，西班牙完全無力阻止，這讓聖薩爾瓦多城成為無用的雞肋，成為促使馬尼拉方面決定放棄臺灣的原因之一。當時所有在東亞貿易的商船都必須向鄭氏集團購買保護令旗，否則被搶的機率非常高。
23. 1642年荷蘭人攻佔雞籠並將聖薩爾瓦多城改為北荷蘭城
1641年荷蘭人北上正式發動第一次聖薩爾瓦多戰役，但未能擊敗西班牙人而退兵。1642年荷蘭人發動第二次進攻西班牙人佔領的雞籠。先是8月10日由哈囉色(Hendrik Harouse)率領一隻擁有4艘船艦(Wydenes, Kievith, Zantvoort, Waterhond)、1艘補給船、1艘戎克船、1艘使用拉丁帆的卡拉維爾船(Caravel)；人員共有690人，包含369名士兵、222名水手、48名中國人、8名爪哇人、30名廣南人、13名奴隸的艦隊，自澎湖來熱蘭遮城受命。8月17日自大員出發19日抵達雞籠。因為潮流影響及敵人砲火的阻撓未能登陸，護退堡的砲火三次擊中荷蘭船「水獵犬號」(Waterhond)造成二副與幾名船員的死亡。次日(8月20日、星期一)荷軍改由八尺門水道以17艘登陸艇搭載人員300名搶灘意圖奪取看守堡的制高點。
8月21日，20多名西班牙士兵不敵而讓荷軍成功登陸且佔領了看守堡。荷軍復於24日運來2座18磅青銅加農砲，以優勢火力向護退堡轟擊，護退堡外牆倒塌，西班牙6人陣亡並損失兩門火砲，25日終於失守。從護退堡可以俯看聖薩爾瓦多城，荷軍猛轟3小時候停火，要求西班牙軍投降，西班牙守將波提羅只好在26日（星期日）投降。
其實哈囉色(Hendrik Harouse)所率領的只是先發部隊，真正的指揮官是從巴達維亞來的拉莫提（Johannes Lamotius）。但哈囉色(Harouse)為爭取時機而搶先發動，竟獲成功。直到9月13日，拉莫提(Lamotius)才率增援艦隊抵達雞籠隨即接掌了指揮權。
荷蘭人攻佔雞籠之後，立刻將西班牙式地名全部改為荷蘭式地名，譬如將「聖薩爾瓦多城」改為「北荷蘭城」(當時只剩一座稜堡)。但改名改變不了雞籠本身的限制，西班牙人當年所面對的問題，荷蘭人都一樣都要面對。
24. 1668年荷蘭人離開時在島上岩洞留下許多荷蘭字跡
1661年鄭成功驅退大員的荷蘭人，駐於雞籠的荷蘭人聞風而逃。因當時的北荷蘭城已十分破舊加上兵力不足，荷人決定棄守，並破壞城堡撤往日本長崎。部份留守荷人與清廷密謀聯盟攻臺未果。1664年8月荷蘭軍隊重返占領雞籠，修復城堡恢復4個稜堡的形式並增加了半月堡及許多房舍。
1668年7月荷蘭東印度公司認為繼續佔領雞籠耗費過高收穫有限，決定撤離，10月18日荷蘭人離開雞籠時共有守軍327人，其中士兵有246人，其他為水手與工人等，他們撤離時將「北荷蘭堡」 (Fort Noort Hollant)的稜堡炸毀。
荷蘭士兵曾在雞籠島北岸的岩洞中留下手寫荷蘭文的字跡，包括”1664、1666、1667，Jacol Bosch(1665), Lacob Schelck(1664), Hans Habenor(1665)CK, Hans Henrick Boten Pory(1667), Lmbault Huayt…..”等。也就是今日「番字洞」的由來。所書文字皆為荷蘭人姓名，數字則為西元年代，最早的是1664即荷蘭人重回雞籠的第一年，最晚的1667為離開的前一年。
最早記錄「番字洞」刻字的是法國人M.C.Imbault-Huart， 1898 年他以法文出版 Ile Formosa, 書中記錄番字洞內的文字。後來伊能嘉矩也有紀錄。但番字洞的刻字隨著歲月流逝，現在已經模糊難以辨認。
25. 1669年1月倒塌的北荷蘭城已為明鄭駐軍所控制並稱之為「雞籠城」
1668年7月荷蘭人主動自雞籠撤軍前，曾與鄭軍有所互動。1664年8月荷蘭軍隊重返占領雞籠後，翌年鄭經派船6艘，搭載70名士兵到淡水佔領已經廢棄的堡壘，控制了糧食的供應造成雞籠荷蘭人的糧荒。1666年義大利籍道明會神父李科羅(Victorio Ricci)再度來到雞籠擔任荷蘭人與鄭經使者在淡水談判的翻譯，結果談判不成。同年鄭經派黃安率兵6,000圍攻雞籠北荷蘭城，城中雖只有300名荷蘭士兵，但鄭軍圍攻9日不下，只好而退往淡水。
1668年7月荷蘭人主動撤軍，離開前炸毀了北荷蘭城，鄭經的軍隊也接手了雞籠與淡水。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記》，1669年1月有一艘荷蘭船航行經過雞籠，見到堡壘已經倒塌，但是堡壘上懸掛數支明鄭的小旗，由此可知當時明鄭軍隊已進駐雞籠島，並把「北荷蘭城」稱為「雞籠城」。此稱呼一直沿用到晚清。
26. 1675年2月鄭經命令把楊明琅、洪承疇眷口關在雞籠城
明鄭時期，雞籠城除了少數駐軍，還被用作流放罪犯之用。根據清康熙年間鄭義鄒著《鄭成功傳》所述：「竄承疇及楊明琅眷屬百餘口於雞籠城」，承疇就是降清的洪承疇，楊明琅是批評崇禎為亡國之君的大臣，鄭經進入泉州時將其兩人的眷屬百餘人擄往台灣關押於雞籠城。同樣的事情《台陽見聞錄》中亦曾記載:「又小雞籠嶼突浮海中，上有礟城，荷蘭時築，今遺址尚存。按諸羅誌云，偽鄭入泉州竄楊明琅等眷屬於雞籠城，明琅崇正間翰林甲申之變，明琅降賊，嘗乘馬過梓宮，揚鞭而指之曰，此誠亡國之君也! 聞者惡之。」
楊明琅泉州晉江縣人，崇禎十六年（1643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軍破北京，楊明琅投降授職防禦使。一日乘馬過明思宗梓宮，未下馬，揚鞭而指說：「此真亡國之君也！」，李自成敗後歸鄉，永曆二十九年（1675年）三月鄭經西征路過晉江，聽聞其事，將其抓來責問曰：「爾身為詞臣，當甲申煤山之變，既不能死難，反敢於賊隊中揚揚得意，策馬過梓宮而復睨視之！」於是在1675年2月命部將何佑將楊明琅一門眷連口同洪承疇侄子洪士昌、洪士倫、洪士恩一併流放臺灣雞籠、淡水一帶的廢舊城堡中，據說這些被放逐的洪、楊兩氏族人在1692年鄭克塽降清之前就已被處決於關押之地。
27. 1681年鄭克塽派部將何祐重建雞籠城以防清兵來襲
明朔永曆34年/清康熙19年（1680），兩岸情勢緊張，鄭軍將領馮錫範聽探報：「啟聖修造戰艦，將有征剿意。」又以清軍海壇總兵林賢欲從福州渡海進佔雞籠做為基地攻臺，乃奏請鄭經派林陞率兵北上摧毀雞籠與淡水的堡壘以免為清軍所用。但劉國軒認為施朗既任水師提督，水務諳熟，建請應加緊設備不可疏於防犯。明朔永曆35年/清康熙20年（1681），鄭克塽乃派左武衛將軍何祐為北路總督鎮守雞籠與淡水。
何祐統領李茂、蔡文、鄭仁、沈誠、黃良驥等宿將抵達雞籠踏勘地勢後，決議重建被墮毀的雞籠城以為防禦，於是驅使原住民和士兵負土搬石築城，並在泊船登岸處興築砲臺，又在附近的山上建置一大軍營，周圍開壕，建築短牆，以為犄角。唯其工程量大，環境惡劣，人力不足，作業條件差，引起官兵不滿。《臺灣外記》載∶｢士卒疲勞，不服水土，兼手足沾潢水，個個發癢，抓破即腫，縻爛難堪，兵士怨望。」連宿將蔡文都批評：「以現成金湯永固之城，無故毀為平地，如兒戲然! 今又重勞兵民再築，謀國者，固如是乎?」
當初鄭軍拆毀城雞籠城是為了防止被清軍攻佔利用難以收復，其重新築城又為防禦清軍來襲，表示鄭經與鄭克塽對於防守台灣並沒有一貫的戰略思維，反反覆覆虛耗寶貴的資源，並造成部隊的士氣低落，甚至引發原住民的反抗。明朔永曆37年/清康熙22年（1683） 6月施琅在澎湖大敗劉國軒的艦隊，何祐就密令其子前往澎湖向清軍納款獻臺，不等鄭克塽號令就撤軍而去。
（註：「何祐」部份史料載為「何佑」）
清代-迄今
基隆和平島及其附近的山嶺地區，明初被稱為「小琉球頭」，明中葉後始稱「雞籠山」。和平島也開始以「圭籠頭」「雞籠嶼」「雞籠港」「雞籠」之名聞世，並在16-17世紀迄於清領之前，一直是國際貿易的轉口中心。但入清之後，清朝限制臺灣的國際貿易，「雞籠」原具國際轉口中心的地位也大受影響，甚至在1788年開啟兩岸對口貿易時亦未包含在內；唯仍持續吸引眾多漢人遷入定居繁衍，奠定當代和平島漢人聚落的根基。
此外，隨著漢人開墾範圍的擴大，西荷明鄭時代原在和平島南岸的「雞籠」港區，在乾隆後期逐漸擴展到內港，並在嘉道年間放寬對口貿易限制後，儼為北臺灣兩岸往來的重要港口。此時和平島雖仍被冠以「雞籠」「大雞籠」之名，但「雞籠」地名所指涉的範圍已不限於和平島，「雞籠港」也以內港為主要港區，不再是和平島南岸。1858年北京條約以及1860年天津條約簽訂後，「雞籠港」被歸為淡水的附屬港而再度成為國際商港，清廷因而提升雞籠的行政層級，並於1875年改名為「基隆」，「雞籠」島改稱「社寮」或「社寮島」設有「社寮庄」，已退居為漁村的角色。
和平島從雞籠港到社寮庄此一長期變遷的過程，概可藉由「清初雞籠嶼的軍防與村落」、「嘉道時期雞籠港市的內移」、「晚清社寮島的地名取代與定位」等時段與面向。由於位居扼守基隆港口的地理位置，社寮島縱許已逐漸成為基隆港區邊陲的漁村，但在晚清遭逢西力衝擊的時期，仍牽繫著許多不可忽視的情節與故事。1895日本割臺，將基隆打造為現代國際港，和平島成為現代造船與水產的事業中心。臺灣光復後，社寮島改稱和平島，一面致力踵續海洋產業的能現代化，一面迎接各種自然人文的新挑戰。
28.約繪於康熙23年（1684）後的《臺灣地里圖》「雞籠城」「雞 籠社」局部
清康熙23年（1684）清廷設臺灣府，隸福建省，下轄臺灣縣、諸羅縣，雞籠屬諸羅縣所轄。當時北路水師並無專設，屬安平協標分防。鹿仔港以上崩山、後壠、中港、竹塹、南崁、淡水、雞籠等七港，以水土不宜或港道淺狹，概無設防。直到康熙43年（1704）擴大編制添設沿海官兵哨船遊巡，才規定在南風盛發之時，就笨港、三林港二汛之內，輪撥把總領兵駕哨船一隻，前往淡水、雞籠游巡；北風時再撤回原汛。從此，雞籠才有水師定期游巡。
清廷正式在北臺設汛塘是在康熙50年（1711）以後。是年，為搜捕海盜鄭盡心，把佳里興分防的千總調移駐到淡水八里岔，並添設大甲溪至淡水八里岔的七個塘，均屬八里岔汛的千總兼轄，各設有常駐的汛兵。但雞籠仍未涵蓋在七塘之內，仍無駐兵。此除了上列「水土不宜或港道淺狹」的理由外，也反映出當時雞籠並沒有迫切的海防與民防危機。
清廷自清康熙23年（1684）即開始對雞籠社每年徵收「陸餉」22兩5錢7分9釐1毫。（內含山朝、金包里社餉），但針對漢人樵採捕魚之船的徵收「水餉」的樑頭港潭並未包含雞籠。也就是島上並無從事相關營生的漢民須被課以「水餉」。由此可見，此時雞籠只剩下巴賽人的村落，並無落戶納稅的漢人，之前有國際貿易性質的福州街市也黯然無息。
約繪於清康熙23年（1684）後的《臺灣地里圖》雖未以專名標示今和平島，但在島上繪有並標明「雞籠城」、二座「砲臺」以及「雞籠社」之屋舍，還繪有老幼相持、漁樵勞動的生活景象。此外，本島周邊被納入圖中的還有「桶盤嶼」、「雞籠嶼」（即今基隆嶼）。
《臺灣地里圖》中，雞籠島上只有「雞籠社」，無「里」也無「村」，表示當時島上並無漢人聚落。但所繪雞籠島上的人物，有赤裸上身只著短褲者，亦有全身穿著漢人衣褲者，其他番社亦存類此情形。此可能是因為一部份原住民因交易而得到漢服，也可能是部份與原住民通婚或寄住番社的漢人仍維持穿著漢服的習慣。該畫透露出清領之初的雞籠島可能也存在這種現象。
當時島上原住民巴賽人的營生，除了畫中所顯示的漁獵打樵外，據文獻記載，他們也種植禾秫、黍和竽薯，採取紫菜、通草水藤等，並與漢人貿易以因應日用輸餉之所需。所以畫中雞籠社民日常穿著漢服勞動也不足為怪，但相對於明代他們的祖先只在接待華商時穿著漢服，已有很大不同。
29.約繪於康熙24-25年（1685-1686）的《臺灣圖》「圭籠城」「圭籠頭」局部
康熙43年（1704）之前雞籠不設防，並不表示清廷無知於雞籠對北臺海防的重要。康熙43年（1704）對水汛的擴大編制雖未重新在雞籠島設置大砲，但仍盤點了既有雞籠砲城以及27個中大砲臺位置的設施；並明確列出雞籠為「臺灣北洋第一扼要之地」的定位。約繪於康熙24-25年（1685-1686）前後的《臺灣圖》(與艾渾、羅剎、內蒙古之圖同卷)，今和平島被標示為「圭籠頭」，並在島上只繪並標示「圭籠城」、「砲台」二種人文物，說明其著重於軍防的繪圖用意；「圭籠頭」本島左方則繪有「桶盤嶼」，今基隆嶼則被標示為「圭籠山」，本島右方則繪並標示「山廟社」（按：應即「山朝社/三貂社」），在清代文獻中，三貂也是佈防地標。
30.約繪於康熙38-43年的《康熙臺灣輿圖》「雞籠城」「雞籠社」局部
約於清康熙38-43年(1699-1704)繪製的《清康熙臺灣輿圖》，並未針對今和平島標示島名，但在島上繪有房舍並標明「雞籠社」，以及「雞籠城」「炮臺」的圖像與字樣；今基隆嶼則名為文獻中比較常見的「雞籠杙」，而與《臺灣圖》名之為「圭籠山」、《臺灣地里圖》名之為「雞籠嶼」有所出入。（「圭籠山」「雞籠嶼」都很容易和也被稱為「雞籠山」「圭籠頭」的和平島混淆。）《清康熙臺灣輿圖》重於標繪出全臺的番社，其特別以文字說明「雞籠社」與四周要地的交通路線與時程，完全沒有標示汛塘的相關訊息，反映出當時島上尚無駐軍。
31.約繪於雍正12年～乾隆24年間的《臺灣府汛塘圖》「圭籠城」「大圭籠汛」「天后宮」「社寮」局部
清康熙57年（1718）浙閩總督覺羅滿保奏准設立淡水營，下轄淡水汛與雞籠汛並輪防雞籠，雖然只是半年輪防，但總算開始在雞籠設汛駐兵。雍正11年(1733)，清廷在淡水營下又增設雞籠港塘、金包里塘和小雞籠塘；並添設把總一員，步戰守兵120名，輪防大雞籠汛、小雞籠塘，以兼顧雞籠港塘、金包里塘。雞籠港塘的新設及其名稱，反映了牛稠港區的持續發展，並確立了內港之為「雞籠港」的地位，也象徵「雞籠」地名所指已不限於今和平島。
雍正年間漢人移居「雞籠」島日眾，迨至清乾隆12年(1747)，島上的潘、涂、陳、謝、池各姓宗族共議集材，遵照媽祖允杯選定面西南的福地，重新遷建，迎請雞籠城背尾媽祖金身入火安座，並命名為「大雞籠港口天后宮」，為基隆乃至北臺地區設立最早的天后宮。上述五姓之首的潘氏，應為已冠漢姓的巴賽人。此一發展具有以下重要的歷史文化意涵：一、此時「雞籠」島上的漢人數量及其經濟實力已有相當的累積，而且巴賽人一定程度地容納了漢人的文化與信仰。二、確立乾隆初期「雞籠」島之為「大雞籠港口」的稱號與定位。三、此次遷建雖為民間集資所建，卻得以「天后宮」命名，表示已獲官方認可而取得形同官廟的位階，此應與此宮悠久的歷史背景及其與明清官方的淵源有關。四、雖然當時雞籠內港已出現街市，但其人文發展還不足以另建天后宮；而「雞籠」島雖然已不再是主要的貿易市場，但其歷史背景和人文活力仍使「大雞籠港口天后宮」成為整個雞籠港灣島區媽祖信仰的中心。
對應漢人移入日眾，「雞籠」島及牛稠港岸地區的軍防也有新變革。相較於雍正11年(1734)大雞籠城汛還處於輪防的階段，乾隆7年(1759)雞籠島上的「大雞籠城汛」不但設有把總1員，領兵160名，具備戰船2隻，還管轄雞籠港塘、金包里塘。此時，整個大雞籠港灣島區，設有一汛一塘，有駐兵常守，此為過去所無。故乾隆時期的史志提到雞籠城會加註：「昔荷蘭設埠頭賣市，通內地漢人貿易．上建石城，現在屯兵防守．土番於此捕魚取藤，賣以充餉。」
約繪於雍正12年(1734)至乾隆24年(1759)間的《臺灣府汛塘圖》，雖未標註雞籠島的名稱，但島上繪有城樓標示「圭籠城」突顯了本島的位置；其上並繪有宮廟建築標示「天后宮」字樣，代表其為官方認可的官廟地位；島上並繪有民房建築標示「社寮」，與其他地圖概標為「雞籠社」有很大的不同，這是目前為止所見地圖或相關文獻最早出現在「雞籠」島上的「社寮」名稱，可視為晚清「社寮島」地名的濫殤。另在今東砲台一帶標示「大圭籠汛」代表島上設有駐軍。此外，在本島的東面則繪有「八尺門」、「三貂山」，北面有「圭龍杙」、「花瓶嶼」；南面有「盤石」（似即桶盤嶼）和「毬嶺」等。
綜觀此時期出現了「大雞籠港口」 、「大雞籠城汛」「大圭籠汛」等地名，應該是因為雍正11年(1733)淡水營下增設了「小雞籠塘」（位於今三芝），乃將原設於島上的「雞籠汛」改稱為「大雞籠汛」以示區別。
32.約繪於清乾隆21-32年間的《乾隆臺灣輿圖》「大雞籠」「大雞籠城」「雞籠社」局部
約繪於清乾隆21-32年間的《乾隆臺灣輿圖》圖中以「大雞籠」字樣標示本島，它既代表島名，更為標出汛名。島上還繪有代表汛兵駐防的旗幟以及「大雞籠城」「雞籠社」的圖像與字樣。在島旁所附的文字，則說明「大雞籠汛」的編制在乾隆7 -37年之間還有一次縮減的變化。
33.繪於嘉慶24年～道光9年間的《臺灣里堡圖》「大雞籠嶼」「大雞籠口」 及其附近航路形勢
繪於清嘉慶24年至道光9年間（1820-1829）的《臺灣里堡圖》把和平島稱為「大雞籠嶼」，島上標示有「雞籠社」、「龍目井」；島西面的海道則標「大雞龍口」，島東面的海道標有「八尺門」；今「基隆嶼」標為「雞籠杙」，今北方三島則稱為「抬蕎崙」，「抬蕎崙」的西北面還標出「花矸嶼」。
此外，本圖在「大雞籠嶼」南面和「大雞龍口」以通過和停泊的船隻，標示了進入「大雞籠嶼」航道與港口的位置。在「抬蕎崙」和「花矸嶼」之間海道的東北面向，則以兩艘航行的船隻，標示出由福州前往琉球必經雞籠海面的古老航線。
34.道光21年（1841）鴉片戰爭期間英船紐布達號（Nerbudda）在雞籠港邊擱淺
1841年9月初，當鴉片戰爭進行之際，英海軍租用的英國籍運輸船「紐布達號」(Nerbudda)從香港開往華北，船上搭載274人其中包括29名歐洲人、 243名印度人與2名來自馬尼拉的男子。船隻在雞籠港邊觸礁，全部歐洲人與二、三名印度及馬尼拉籍僕役搭乘唯一的一艘小艇離開，留下240名印度人在原地被清軍俘虜，這艘小艇漂流到台灣東岸被英國商人的鴉片船「黑天鵝號」 (Black Swan)救起送往香港，「紐布達號」失事才被得知。台灣道台姚瑩與台灣鎮總兵達洪阿則向朝廷報稱「擊沉英艦一艘，斃敵數十」，而獲得道光皇帝賞賜。
35.道光21年（1841）英國派軍艦”HMS Nimrod”號到雞籠轟擊二沙灣砲臺
由於「紐布達號」船長拋棄大量印度軍伕的事造成不佳影響， 1841年10月19日英國軍艦「獵人號」(HMS Nimrod)來到雞籠希望以每人100美元的代價贖回倖存者，但未獲回應。後來船長皮亞西 (Captain Pearse)聽聞俘虜已被送往台南府城監禁，乃下令炮轟二沙灣砲臺，摧毀27門火砲後返回香港。
36.咸豐4年（1854）小刀會作亂進攻雞籠，霧峰林文察北上助剿收復雞籠
小刀會最初為中國民間攜帶小刀自衛而形成的組織，原無政治或宗教色彩，主要在江蘇、安徽、福建、台灣一帶活動，最早約於乾隆七年（1742年）出現。這個民間組織在太平天國之亂時趁機坐大，竟在1853年（咸豐三年）連續攻克漳州、同安、廈門、漳浦並在廈門建立了政權。領導人為自命為「漢大明統兵大元帥」的黃位(又名黃威)，其侄黃志信擔任糧草官。
1854年夏天，喪失廈門根據地的小刀會首領黃位率船隊先到蘇澳再到雞籠，佔領後到處收刮甚至遠達金包裏、瑪鋉一帶，同時南下進攻竹塹。駐臺清軍無力抵抗只得請霧峰林家的林文察招募鄉勇二百多人北上會助戰，1854年9月7日在進攻雞籠的戰役中斬殺小刀會成員400多人，擄獲槍砲械無數，收復了雞籠，建立了軍功。這是林文察由地方進入中央的轉捩點。由於雞籠的小刀會戰事死亡者眾，雞籠諸姓氏乃共議輪值主辦中元普渡，遂為該項傳統的緣由之一。
37.同治5年（1866）英博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來社寮島勘查
1866年英國牛津大學博物學家柯靈烏(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搭乘英國砲艦「海蛇」號(H.M.S. Serpent，改裝的測量艦自香港來到台灣考察。他從高雄航行經過淡水與雞籠考察大米與煤碳，測繪並命名雞籠、北方三島，並且溯河來到艋舺，又遊歷了蘇澳。柯靈烏曾登上「雞籠」島勘查，並以鐵筆畫留下島上「萬人堆」的圖像。
38.清同治6年11月23日（1867年12月18日）晨9:45臺灣北部大地震引發海嘯，雞籠頭、金包里沿岸山崩海水倒灌
是日上午9:45台灣北部發生大地震，雞籠頭、金包里沿岸山崩，同時引發海嘯，巨浪由八尺門水道湧入，由於窄口的效應讓浪頭更高，將戎克船拋升過頂，最後落入港內被海浪擊成碎片，房屋倒毀，溺死數百人。
事後有日本技師描述：地震5分鐘後海面變乾，30分鐘後，距海岸4、500公尺遠的海面顯出海底。一小時後發生海嘯，浪高二丈（約6公尺）。金包里街、八斗仔浸入海水最為嚴重，雞籠、滬尾(淡水)、士林、小雞籠（今三芝）亦有災害。四年後成書的《淡水廳志》載:「雞籠山以肖形名。同治六年，地震崩缺，改名奎臨。」此次地震全台灣的死亡人數達到4、5萬人。
39.同治11年（1872）6月清廷增設「雞籠海防同知」。9月26日馬偕赴社寮島考察
6月，因雞籠人口漸繁，船舶輻輳，清廷增設「雞籠海防同知」專責海上防務。
9月26日馬偕(偕叡理)牧師首次訪問雞籠，嚴清華在廟前証道。1875年6月27日，開設雞籠教會。此間馬偕多次到雞籠佈道。
40.清光緒元年（1875）在雞籠設台北分府通判，並將「雞籠」改稱「基隆」
開港貿易後，雞籠因為附近山區產煤並具深水港的優勢條件，而受到西方國家的覬覦，吸引了大批洋人與華人聚集於此，連帶促進當地消費市場的繁榮。清同治13年（1874）沈葆楨到雞籠視察並形容雞籠：「洋樓客棧，闤闠喧囂…..通商之後竟成都會，且煤物方興，末技之民四集，海防既重，訟事尤煩，該處向未設官，役非佐雜微員所能鎮壓。若事事受成於艋舺，則又官與民交困，宜設廳治之。」因此奏請增設雞籠通判，提升雞籠的行政層級。
翌年清光緒元年（1875）清廷改「雞籠海防同知」為「北路撫民理番同知」擴大其行政職能。又准在雞籠增設「臺北府分府通判」，並取「基地昌隆」之意將「雞籠」改名「基隆」，建「基隆通判署」。此即今日基隆市地名的由來。
41.光緒2年（1876）5月英國工程師布里基（Cyprian, A. G. Bridge）登上社寮島考察
5月英國人布里基（Cyprian, A. G. Bridge）為勘查煤礦來到基隆，並搭乘小船登上社寮島考察。8月將其考察經歷寫成‘An Excursion in Formosa’ 〈在福爾摩沙紀行〉一文發表於英國的Fortnighty Review（《雙週評論》）(Aug 1876): 214-222. 他描述比起其他見過的中國漁村，社寮島的漁村非常乾淨，漁港的船隻排列整齊。島上有兩個聚落，其中一個是漢人的村子，另一個則是漢番雜居；在聚落的後面種有農田。他還看到一座宮廟，有一男子五在廟前勤奮打掃，宮廟旁邊還傳出學子朗朗讀書聲。
42.光緒4年（1878）繪製的《全臺前後山嶼圖》以「社寮」標示本島
如前所述，雍乾以降「雞籠」一詞所指已不限於今和平島，而包含整個基隆港區。清同治10年（1871）成書的《淡水廳志》所附〈淡水廳分圖〉，雖仍以「雞籠」標示今和平島，但也將今基隆港灣標為「雞籠澳」，內港岸上的街區標為「雞籠街」，旁有「雞籠汛」。清初原設於和平島上的「大雞籠汛」也移置內港岸邊。反映出雞籠港區的重心已經內移，「雞籠」島逐漸成為整個雞籠港區的邊陲。
左圖為繪製於清光緒4年（1878）的《全臺前後山嶼圖》也反映了此一趨勢。圖中更明確地以「社寮」之名標示本島，今「基隆嶼」標為「圭籠杙」，今基隆港灣則標為「圭籠澳」岸上的街區則標為「圭籠街」，旁有「汛」、「添設通判」字樣。不但「雞籠」所指範圍擴及今基隆港區，而且原稱「雞籠」或「大雞籠」的和平島已正式名為「社寮」。「社寮」也從雍乾時期標示巴賽人的聚落名稱，迨至晚清已轉而成為島名。
43.光緒10年（1884）8月法國由八尺門進攻和平島
光緒10年（1884）6月16日，朝廷賞劉銘傳巡撫銜，督辦台灣軍務(在劉銘傳來台之前，台灣防務最高指揮官是台灣兵備道劉璈)。7月14日劉銘傳自上海秘密搭乘招商局的「海晏」號輪船，突破法艦隊封鎖來台上任，法國軍艦自後追殺， 倖海上大風雨未能得手。
劉銘傳於16日在基隆上岸，即刻於20日趕赴台北巡視新建好的城牆。當時法軍已經準備攻打台灣，果然8月5日法國東京灣艦隊司令利士比准將就率領軍艦砲轟基隆並登陸大沙灣。
這場原來只是越南藩屬國的衝突，法國以中國違反和約為由對中國宣戰，戰場往中國移動。法軍的策略是要佔領台灣北部讓艦隊獲得基隆煤礦的補給，並且殲滅福建船政與南洋水師以消滅區域內最可能的威脅，造成對中國的壓力取得和談的優勢，這就讓台灣被推上火線，這也是劉銘傳來台灣首先要面對的挑戰。
1884年8月5日法軍進攻基隆意圖奪取煤礦，法國東京灣艦隊司令利士比准將(Sébastien-Nicolas-Joachim Lespès)率領旗艦「拉加利桑尼」（La Galissonnière)等3艘軍艦對社寮島炮台開火。利士比以「拉加利桑尼」號裝甲巡洋艦攻擊西岸的白米甕砲台和仙洞砲台，以「費勒斯」號(Villars)巡洋艦攻擊大沙灣砲台，以「魯汀」(Lutin)號砲艦攻擊二沙灣砲台。由於法軍擁有240mm火炮與37mm輪轉機關炮的優勢火力，在一個鐘頭之內即擊毀各砲台並引發彈藥庫爆炸，守軍撤退，法軍在炮火掩護下從大沙頭登陸。
當時大沙灣與二沙灣各有一個砲台，大沙灣的叫新砲台，使用克魯伯新的火砲，今天已經不存在。二沙灣叫小砲台，使用傳統舊式火砲，也就是今天的海門天險。次日8月6日法軍在炮火掩護下向基隆市區推進，結果被清軍誘敵深入，進到不熟悉地形的山區突然遭到三面伏擊，法軍大敗撤退，不過在這之前的19日為了阻止法軍奪取煤炭，劉銘傳已經下令焚毀全部存煤15,500噸，並引海水灌注官煤阱。利士比進攻基隆失利，旗艦「拉加利桑尼」還被大沙灣砲台擊中三發，只得在15日開往香港修理之後回到馬祖列島海域加入孤拔的中國海艦隊準備在馬尾發動一場戰事殲滅福建船政水師。
44.光緒11年（1885）法軍撤離留下700多座法國人墳墓
1885年3月14日法國政府決定停止對基隆增兵，並且要求孤拔奪取澎湖做為封鎖台灣的基地，於是孤拔將主力部隊抽離基隆轉去進攻澎湖。法軍雖然主力離開，只表示對周遭的攻勢停止，此時的台灣仍處於法國艦隊封鎖的狀態，基隆港仍由法軍控制，並不像一般人以為回到清軍手中。
1885年6月9日李鴻章和法國公使巴德諾（Patenotre）於天津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十款」(Traité de Paix, d’amitié et de commerce entre la Chine et la France，俗稱「中法新約」），清法戰爭結束。 6月16日代理艦隊司令利士比（此時孤拔已死）前往基隆，6月20、21日與提督蘇得勝會晤辦理交接及交換戰俘事宜，這才是法軍真正離開基隆的時刻。
法軍離開時留下約700多座戰死或病死法軍的墳墓帶不走，這些墳墓隨著法軍的離去逐漸遭到本地人的破壞，尤其在乙未戰爭期間排外的民族情緒高漲破壞尤烈，到了日本佔領初期已經只剩兩三座殘跡，我們現在看到的「法國公墓」是日治時代應法國政府的請求，由日本人重建的。
45.光緒14年（1888）劉銘傳始建基隆石碼頭及海陸聯運碼頭
清法戰爭結束後，劉銘傳在臺灣大舉進行現代化建設，包括基隆到新竹的鐵路、通往大陸的海底電纜電報，並購買輪船成立臺灣商務局與南洋通航。根據劉銘傳委託擔任築港總辦的全台首富林維源上呈劉壯肅公的三稟中來看劉銘傳當時對基隆港的建設規劃如下：
一、疏浚石硬港、田寮港、蚵殼港(即今之西定河)三河道，以利駁運而通百貨。
二、填築內港：(一) 義重橋街西端至鱟母島，南端與鱟母島北端至鼻仔頭街一帶（今中正路）。(二) 牛稠港庄與番仔寮方面自蚵殼溪口至鱟公島(今港西街及牛稠港）港埠用地略向河內拓寬。
三、港內填海地區靠海一邊，先用塊石砌築堤岸，停船之處加打護岸木樁，然後用挖泥船挖掘，整理河床及船塘內之泥土，隨挖隨運，沿岸傾填，淺水之處泥砂，則用人工挖運。
四、建築倉庫並架設橋樑，接通東西兩岸以備開闢租界建設市街。
劉銘傳雖然引進鐵路、輪船、電報、電燈等現代化建設，在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觀念，但只是花錢買設備的思維，並沒有建立系統性的發展模式，還沒有卸任許多建設就已經無以為繼，其中為了籌措資金改革稅制還引發民怨爆發了施九緞事件，加上朝中對手的攻擊，最後任期未滿提前下台。繼任的邵友濂到差後把劉銘傳的新政一一取消，台灣又回到原點。
本圖顯示劉銘傳時代的基隆港，港中有臺灣商務局的輪船碇泊，當時鐵路通到港邊並有一段鐵棧橋伸入牛稠港，可見到「騰雲號」火車頭在棧橋上待命。並顯示當時基隆港中有兩個礁岩小島分別是「鱟公島」與「鱟母島」就位在牛稠港的出口，兩個小島在日本人整治基隆港時被炸掉不復存在。
46.光緒21年（1895）日軍艦隊進入基隆港可見社寮島雞籠城遺址
中日甲午戰爭並非以北洋艦隊1895年2月7日在威海衛投降而告終，為了擴大戰果並為接收台灣設立前進基地，日軍在 3月23日登陸澎湖，26日就已經控制全境。李鴻章赴日本下關議和時才被日方告知澎湖戰役之事，當馬關條約於4月11日簽訂，日軍接收台灣的部隊早已在澎湖集結完畢，所有征台陸海軍部隊與軍需物資都是從澎湖出發的。
東鄉平八郎鑑於在清法戰爭基隆之役時的觀戰經驗，不想重蹈法軍的覆轍，故選擇在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5月29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近衛師團登陸，原先以為會是一場硬仗的基隆早已被守軍放棄，日本艦隊於是大搖大擺開進基隆港。
1895年馬關條約簽定後，李經芳奉父親李鴻章之命，以「交割臺灣全權大臣」名義搭乘「德國輪船公義號」(實即原招商局「海晏輪」，因戰爭暫時過讓給外商以獲得保護)來基隆外海，6月2日搭小火輪登上日本的「橫濱丸」與日本政府派任第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海軍大將簽署《交接臺灣文據》，將台灣割讓給日本。李經芳因畏懼台灣士紳唾罵，自始至終未登上台灣土地就搭原船返回大陸。左圖為日本艦隊開入基隆港，十七世紀北荷蘭城(前西班牙人的聖薩爾瓦多城)的遺址尚清晰可見。
47.光緒21年（1895）社寮島的「大雞籠港口天后宮」
傳說明代漢人船隻曾因風浪而停泊於和平島，後因船上供奉的湄州媽祖顯靈示意要留在島上，居民乃置茅屋供奉，此即和平島天后宮的源始。該廟原存有「海波不揚」的匾額，傳說係明萬曆年間李欽差奉諭送來的御賜寶物，可惜現已無實物可考。
清康熙22年（1683）將全臺納入清朝版圖。同年，施琅引湧泉濟師、挽攬逕流等媽祖神蹟，具題上書賜封，並明令水師衙署崇祀媽祖。民間流傳當時雞籠島上的水師就在雞籠城背尾的媽祖廟草寮朝拜祈安。此媽祖廟草寮應即是明代漢人所建，也就是傳說曾得到萬曆御匾「海波不揚」的這座。現今和平島天后宮最早的前身正是雞籠城背尾的媽祖廟草寮。
清初雞籠島上並未設置常駐水師，直到康熙43年（1704）清廷由笨港、三林港二汛之內，輪撥把總領兵駕哨船一隻前往淡水、雞籠游巡。從此，雞籠才有水師定期游巡。故清初水師就算是真的在雞籠城背尾媽祖廟草寮朝拜祈安，應該也是康熙43年（1704）以後的事了。
乾隆12年(1747)：雞籠島上的潘、涂、陳、謝、池各姓宗族共議集材，選定西南面向之媽祖婆印地，重新遷建，迎請雞籠城背尾媽祖金身入火安座，名「大雞籠港口天后宮」。此為基隆乃至北臺地區最早的「天后宮」。此次遷建雖為民間集資所建，卻得以「天后宮」命名，表示已獲官方認可而取得形同官廟的位階，此與本宮悠久歷史背景及其與明清官方的淵源有關。故約繪於雍正12年～乾隆24年間的《臺灣府汛塘圖》才會刻意標示「天后宮」的圖像與名稱，
嘉慶元年(1796)，各姓宗族感戴媽祖諸神靈佑海安，乃擴建天后宮，增二廂偏殿，前殿中井至宮埕遼闊，廟貌蘶然，廟埕宏整。道光29年(1849)，各姓宗族再修天后宮殿宇，為思報厥功，並書匾『海波不揚』以記。光緒15年(1889)，諸姓再議重修，工竣其書『惠我無疆』以示感念。左圖為1895日軍征台時從港外所攝「大雞籠港口天后宮」的照片，其廟前設有壁照，可見其具官廟性質規格不凡。其外觀應是光緒15年(1889) 重修後廟貌蘶然的樣子。可惜日本殖民政府以防務需要拆除了壁照。
昭和12年（1937）因日本殖民政府實施道路整頓規劃，天后宮被拆除，只留下左廂偏殿供奉，鄉民倍感蹂躪之痛。民國34年臺灣光復，社寮島各姓宗族原議重修，以時局動蕩未果。民國38年地方士紳再議重建，乃再度遷建於現址。
48. 1929年成立的「總督府水產試驗場」即今「行政院水產試驗所」前身
日本殖民政府為統整水試驗機構，於昭和4年（1929）11月設置「總督府水產試驗場」。其本場設於殖產局內，另設基隆支場及臺南支場。隨著基隆漁港的興建，昭和6年（1931）本場改設置於社寮島，廳舍及官舍9月開工，翌年（1932）4月竣工，5月上旬遷入辦公。左圖即是設立於社寮島的「總督府水產試驗場」，即今行政院農委會水產試驗所的前身。
昭和8年（1933）8月基隆支場改制為本場。昭和16年（1941）12月24日又獨立為「臺灣總督府水產試驗所」，是為臺灣日治時期的中央水產研究機構，其本所位於基隆市社寮町67番地，並設有臺南支所與高雄支所。
49.和平橋原稱基隆橋1935年起建1936年正式啟用。
和平橋原名基隆橋，起建於昭和9年（1934年），次年正式啟用，號稱是台灣第一座跨海大橋，因為在此橋修建以前和平島是真正的離島，需要依賴渡船來往。
隨著昭和9年（1934）基隆漁港的完成，及社寮島市營漁民住宅竣功，再加上中小漁業者遷徙於社寮島等因素，社寮島的住民愈來愈多。在還沒有基隆橋之前，住民主要依賴舢舨船或漁筏往返，相當不便，也不利產業發展。因此，漁業代表者陳請希望能興建跨海橋樑，獲得正面回應。
昭和10年（1935）8、9月之際開始興建基隆橋，翌年5月15日上午10點舉行盛大落成典禮。基隆橋為一鐵線橋，長75米寬7米，跨越八尺門道聯結臺灣本島與社寮島，有四座八腳H型橋墩(五孔)為鋼筋水泥結構，兩岸並為橋頭堡構型。後來因交通流量增加，於是在旁邊興建一座拱形跨越型式的橋與原來的橋並存。
戰後基隆橋改名為和平橋。2005年又因為舊橋老化成為危橋，一併重修成單孔拱橋，橋面也拓寬成為現在的型式。
50. 1936年八尺門貯炭場改建為「礦產貯藏倉庫」。1966年又改建為「阿根納造船廠」
大正5年(1916)大稻埕企業家黃東茂向總督府申請在今阿根納造船廠原於大正5年(1919)設立「八尺門貯炭場」，並鋪設鐵道、建置裝運碼頭，將深澳坑復振炭礦的煤炭集散於此，再輸往各處。日本政府為了將九份、金瓜石一帶的金銅礦運載到日本而於興建水湳洞到八尺門的鐵路(俗稱水八線）。
昭和11年(1936)水湳洞到八尺門的「水八線」鐵道通車後，日本礦業株式會社又將貯炭場改為「礦產貯藏倉庫」，建置洋式鐵架建築，成為日後類似建築的濫觴。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礦產貯藏倉庫」又改為「礦砂裝船場」加速裝船作業。將九份、金瓜石一帶的金銅礦以船運轉送至牛稠港裝船再至日本提煉，直到於1962年停止。1966年美商薛國航向臺金承租此場地成立「阿根納造船廠」製造遊艇及帆船，並對原礦砂裝船場有所改建。左圖為1936所建「礦產貯藏倉庫」的外觀。
51. 1937年6月「台灣船渠株式會社」在社寮町成立
1937年6月為配合南進政策，由日本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為首，結合台灣銀行、台灣電力株式會社、日本郵船、大阪商船以及基隆顏欽賢等家族等共同投資日幣300萬元在社寮町(今和平島西端)成立「台灣船渠株式會社」，並將原在牛稠港的「基隆船渠株式會社」收購。「台灣船渠株式會社」在社寮町建造了兩座船塢，一號塢容量25,000噸於1937年完工，二號塢容量15,000噸於1942年完工，號稱「日本帝國最南方的船塢」，也是台灣第一家現代化造船廠。
「台灣船渠株式會社」可說是和平島的「台灣造船公司」的前身。民國34年（1945）8月15日日本投降，，「台灣船渠株式會社」由「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與經濟部「台灣區特派員辦公室」共組的「機器業接管委員會」接收，合併高雄的眾多船渠會社成立「台灣機械造船公司」。民國37年（1948）：在基隆和平島的「台灣造船公司」與在高雄的「台灣機械公司」分別獨立。民國67年（1978）：「台灣造船公司」與「中國造船公司」合併，分別稱為「中國造船公司」基隆總廠與高雄總廠，從此重心逐漸南移，基隆和平島廠區日趨沒落。2007「中國造船公司」更名為「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52. 民國38年 (1949)「漢民輪」運載黃金由上海抵達基隆港
民國37年 (1948) 年底由於國府在大陸的情勢逆轉，遂安排將中央銀行金庫中的黃金與白銀從上海運往臺灣。根據官方資料，運送的船隻包括海軍的「峨嵋」、「崑崙」兩運輸艦，海關緝私艦「海星」，還有招商局的「漢民輪」及空軍飛機，總共運送了約290餘萬兩黃金到臺灣。 其中「漢民輪」是於民國38年 (1949)5月25日抵達基隆港，與19日抵達的「錫麟輪」一共裝載了19.4萬兩黃金，這是上海運出的最後一批，因為5月27日上海就完全陷共了。
53. 1976年12月「海功號」由基隆港出發執行特殊任務
民國65年 (1976) 12月由基隆港出發的水產實驗船「海功號」名義上是到南極圈採補磷蝦，但實際上是赴南非接運神秘物資 。「海功號」於民國82年 (1993)1月退役，民國84年 (1995)台灣省政府將「海功號」贈與基隆區漁會，民國87年 (1998)基隆區漁會將其移駁上岸，成為碧砂漁港重要地標。
54. 1977年科威特籍油輪Borag號在基隆港北方海域觸礁沉沒造成嚴重汙染。
民國66年 (1977) 2月7日上午11時，科威特籍油輪「布拉格號」（Borag）從波斯灣滿載32,068噸燃料油前往深澳港卸油，因不敵東北季風，途中在基隆港正北方約2公里的新瀨礁海域觸礁沉沒(座標25°12N 121°44’E，即基隆嶼西側)，當時基隆港務局與海軍救難艦曾趁漲潮拖救，但未成功。「布拉格號」至少洩漏15,000噸燃料油至整個北部海域，對從頭城到淡水70多公里的海岸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布拉格號油輪污染事件」是台灣首次體驗海洋汙染問題的嚴重性。
